【读城】谁的上海？四大作家的上海腔调
上海的繁华，上海的市井，上海的大小人物浮浮沉沉，以及上海的史诗与巨变，若你有野心，会梦寐以求写出上海。矛盾文学奖评委王春林下过如此评论：“说到上海叙事，自白话小说盛行以来，一直到金宇澄的《繁花》横空出世，大约有4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。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他们分别是韩邦庆、张爱玲、王安忆、金宇澄。”按图索骥，从这四位作家的文本中截取不同方面，可以一窥不同时代、不同人眼中的上海腔调与城市记忆。
上海书写，从“海上”说起
细数以上海为题材的文学作品，会发现一个特别现象：晚清至民国时期相当一批文人，称上海为“海上”，以此为作品命名。如孙家振《海上繁华梦》、韩邦庆《海上花列传》和瞿秋白译文集《海上述林》等。
上海别名有众，称“沪”（沪上）、“申城”。“海上”之名在官方说法中并未有载。那么，此名从何而来？经考究，有两种说法较为公允。一者说这是根据地理位置命名。吴越地方史《越绝书》中提到：“娄东十里坑者，古名长人坑，从海上来。”而娄县是秦朝设置的一个县，管辖范围包括今天上海大部分地区。
另一种说法是从汉语的词义角度分析。汉语中，“上”字的意思多样，其中包含“江河的边侧”，因此，水名加“上”字的结构，在地名中使用频率很高，如宁波称“甬上”，上海称“沪上”等。有人推测，“沪上”变成了“海上”，可能是这批文人认为“海”相对于“沪”来说，更能反映上海面朝大海，且和国际接轨的特点。
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尤是其中一朵奇葩。它通篇吴语，写尽十里洋场的欢场声色，涉及官商各界，以及租界内的百态人间。最早刊登在清末文学杂志《海上奇书》上，通过申报馆来发售，后被张爱玲翻译成国语，分为《海上花开》《海上花落》上下两部。
在张爱玲翻译的单行本中，内页附有参考地图。拿此地图对比1884年光绪年间出版的上海县城乡租界全图，能直观感受到小说中的实际地理空间。故事发生地集中在英租界，东侧黄浦江流，南通法租界，往北为大马路，西边则是泥城桥。再把地图放大看，书中主要人物的住所，皆在四马路与五马路之间，里边的尚仁里、东和兴里、荟芳里等，好些地名都能和现实中一一对应。
细读书中第一回，“花也怜侬大叫一声，待要挣扎，早已一落千丈，直坠至地。却正坠在一处，睁眼看时，乃是上海地面，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。”不错，陆家石桥在现实中同样存在，且在当时知名度极高，位于桥方浜水门北侧，如文中所述，是华界通租界的重要通道，更是当年上海县城十大景观之一。还有，文中赵朴斋有个做生意的舅舅洪善青，铺子所在的街道叫“咸瓜街”，当年分内外两条，如今“外咸瓜街”依然存在。
剖析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展示在我们眼前的，并不只是一本纯虚构的小说，书中无论地理方位，还是衣食住行，皆展现了近代上海的商业文化图景。
在上海寻找张爱玲
张爱玲与《海上花列传》结下不解之缘，或许之中有她对上海的情感所在。她的作品中，常以上海、香港两地作为背景，但因对上海的偏爱，以至她笔下的香港故事，总能寻到旧日上海的痕迹。
1920年，张爱玲在上海出生，2岁去了天津，8岁重回上海。“到上海，坐在马车上，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，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，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，红油板壁。对于我，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。”8岁的张爱玲，有了对上海的“第一印象”。
之后，张爱玲随母亲搬进了一栋花园洋房，“有狗，有花，有童话书。”“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。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，其实是不甚谐和的，然而我喜欢它。”这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安逸时光，在日后的作品中，总有意无意对其追忆。
直到父亲再婚，一切被改变。张爱玲被带回出生的老洋房里。这栋老洋房是李鸿章老宅，原是张爱玲曾外祖父（即李鸿章）给女儿的陪嫁。房屋三层高，配一个大花园，底下有地下室——可怖的是，张爱玲被父亲囚禁的地方，正是这里。
这样的人生经历被反映在了多部作品当中。小说《倾城之恋》白公馆那黑暗的客厅，取材于此；《半生缘》俩姐妹的荒唐情节，也源自一户邻居的故事。至于顾曼桢被姐姐和祝鸿才囚禁的那一段，张爱玲自己当然最有深切的体会。
长大后，张爱玲求学归来，有六年多的时间，住在爱丁顿公寓（现名“常德公寓”），这也是张爱玲在上海最著名的故居。她在这里成名，在这里坠入爱河，又在这里黯然离婚收场。她说，“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”，住在公寓的这几年，成为了她创作的高峰期。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《沉香屑——第二炉香》《倾城之恋》《金锁记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等，都在这个时期完成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开纳公寓（今武定西路1375号）、重华公寓（今南京西路1081弄8号）、卡尔登公寓（今长江公寓，黄河路65号）等，均有张爱玲的足迹。
张爱玲在上海度过了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，沿着她的足迹一一寻觅，再读张爱玲，似乎对她笔下的上海有了更深层的认知，也好似回望了她传奇的一生。“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，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，周游世界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，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。”对上海的万般情愫，虽无法一一展开，却能听到张爱玲如此轻声道来。
弄堂的女儿王安忆
另一位女作家王安忆，凭借长篇《长恨歌》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小说一开头，王安忆就用一整章的篇幅浓墨重彩书写上海弄堂：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，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……
在王安忆笔下，上海弄堂大致被分为了四类。第一类当然是石库门的传统弄堂。这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，最早建造于19世纪70年代初，融汇东西方，以江南地区民居作基底，中轴线左右对称，但在细节上，不讲究精雕细刻，直接以石头做门框，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，因此得名“石箍门”，后称“石库门”。
王安忆在书中写道，石库门是弄堂里边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，“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，有一副官邸的脸面，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。”如今石库门传统民居仍有保留，集中分布在黄浦区、卢湾区和静安区，高墙深院，闹中取静。
第二、三类，是新式里弄和公寓弄堂。西式里弄也可直接称为新式石库门。“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，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，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，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。”与传统石库门相比，新式石库门精致许多，不再用石头做门框，雕饰也变得繁复，有很多几何图形的样式，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较大。
公寓弄堂同样为当时上海新型资产阶级的居所。“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，房间都是成套，一扇门关死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。”这种弄堂，在当时算是高级住宅，小说中，班上家境最好的学生之一蒋丽莉便住在这里。
还有就是棚区杂弄。“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，牛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，板壁墙是不遮风的，门窗是关不严的。”不言而喻，这样简陋的环境是相对贫困的人的居所。但王安忆更倾情于这样的弄堂。正是因为棚户开放的格局，邻里互相熟识，也乐于互相帮助，感情更近。“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。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。”
四种弄堂基本涵盖了老上海人的生活场景。王安忆对弄堂的大书特书，以及品味和解读，意义便在于此——通过弄堂，展现急速变化的繁华都市背后的市民文化精髓。
《繁花》背后，上海不响
金宇澄的《繁花》洋洋洒洒35万字，用现代已不常见的话本形式，方言为主，普通话为辅，接连短句，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，不同时空的上海故事娓娓道来。
这是一部地方性特征明显的小说，有弥散着老上海风情的街道，有琳琅满目的市民生活场景，而具体的地理坐标与建筑格局，更是被金宇澄借助书中人物的脚步，一步一步踱开。但或许《繁花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不在于这些被精心勾勒的城市空间，而在于字里行间中透出的浓浓沪上风情。
读者不难记住书中的字眼——“不响”。何为不响？上海方言里边，不响就是不说话、不吭声的意思。很多时候，没有必要说话，说了也是白说，或者不该说，便不响。有读者统计，这一词在书中出现了千次以上。
这大概是专属上海人的嗲、谨小慎微与“讨价还价”。金宇澄把“不响”置放在不同人、不同语境中，涵盖了缄默、克制、尴尬、愠怒、装糊涂、欲语还休等种种情绪。“有时候不说话，心里却已经有了态度。什么事情都看得明白，但不一定非要点破。”同样一词，在金宇澄笔下，有了若隐若现，百转千回的指向。
不同于通篇吴语的《海上花列传》，金宇澄对上海方言进行了改良。他曾以人称代词为例，说明《繁花》中上海方言的运用：“《繁花》没有‘你’字，就是上海话‘侬’，有用‘侬’的地方，我改为直呼人名，上海人的习惯，可以直接指名道姓，这就是上海话的真正特征和色彩。”
金宇澄在创作过程中，会特意先用上海话读一遍句子，再用普通话复读。如果遇到方言表达不清楚的句子，就舍弃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方言特色，又消除了外地读者的阅读障碍。所以我们能看到，书中叙述事情上多用普通话，而在人物对话中用的是方言。
金宇澄正是这样通过自己对上海方言的认知，喋喋不休，汪洋肆意，记录下了一个逝去时代的声音记忆，引领读者走进老上海的繁花世界。他曾说，写《繁花》的起因，是向这个伟大的城市致敬。也许，正如扉页的那句“上帝不响，像一切全由我定”……《繁花》背后，上海，不响。
来源：《城市地理》
作者：Zoe
图片：刘烜伟 吕威 茱妮Julie still-Life 一乙 Adam
主播：刘一诺